下野，上世纪早期，军政人物迫于派系斗争、军事失利或政治压力，主动或被迫辞去所任政府、军队核心职务，脱离权力层的政治行为，并非完全退出政坛，多为暂避锋芒的权宜之计，待时机成熟再谋求复出，是这段时期派系博弈斗争的一种手段而已。
蒋介石、李宗仁、冯玉祥、阎锡山等都用过“下野”来积蓄实力，而后东山再起。
1927年8月13日，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下野，1930年2月10日，阎锡山联合了一干人造反，逼迫蒋介石下台，蒋却不下野，这是为何？我们做下前后对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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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年夏天，长江流域的热浪与政治烽火一同灼烧着中国。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，此刻正站在他个人权力生涯的第一个悬崖边缘。他所面临的并非单一的敌人，而是一个由政治孤立、军事溃败、财政断绝与内部背叛共同编织的绝境。
1925年3月12日，孙中山的逝世，在国民党内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与无尽的路线争吵。正是在这片混沌中，蒋介石凭借黄埔军校的根基，开启了一场令人目眩的蹿升。
1926年1月，在国民党“二大”上，蒋介石先当选中央执行委员，旋即为中央常务委员。同年5月28日，他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当选主席，6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，7月6日正式就任北伐军总司令。短短数月，攫取了国民党的军事权力。
然而，这番火箭般的崛起，在党内元老与资深革命者眼中，却充满了“钻营”与“僭越”的意味。他的权力基础是刺刀，而非党章与主义。
以汪精卫为首的“党权派”毫不掩饰他们的轻蔑，公开讥讽蒋介石为“军事的，而非政治的人物”，认为其粗暴行径彻底践踏了孙中山晚年建立的集体领导传统。
1926年11月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。次年3月，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武汉召开，选举孙科、宋子文等为中执委常务委员，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。
而蒋介石的选择，是彻底的决裂。1927年4月12日，他在上海发动“清党”的反革命政变；4月18日，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，自任总司令，推胡汉民为主席。
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即发出通令：开除蒋介石党籍，着全体将士将其拿解中央。6月下旬，武汉方面的东征付诸行动，大批军队正沿长江向下游集结，一副要捉拿蒋介石的架势。
自此，宁汉对峙形成，与法统完备的武汉政府相比，南京政权更像一个巨大的军事幕府。此时的蒋介石陷入了一个可悲的政治悖论：他越是动用武力巩固南京，其“分裂党国”、“军事独裁”的恶名就越是牢固。
左派的汪精卫（1927年底前）视蒋为必须剪除的军阀；早期因反共而与其默契的西山会议派等右派，也因权力分配不均而冷眼旁观。
当1927年7月15日，汪精卫在武汉也宣布“分共”后，宁汉之间最后的意识形态遮羞布被撕去，斗争彻底沦为赤裸的权位争夺。
蒋介石惊恐地发现，“反共”这面曾让他独占鳌头的大旗，突然变得人手一面，而他则成了党内各派唯一能达成共识的靶子。
在这盘死局中，雄踞中原、手握数十万西北军的冯玉祥，成了那颗决定胜负的活子。蒋介石开出的价码直接而务实——每月提供定额军饷和大批弹药补给，这恰恰解了冯部因困守西北而长期面临的经济绝境。相比之下，武汉方面则更侧重于政治号召。
于是，在1927年6月召开的徐州会议上，冯玉祥的立场急剧转向，与蒋介石达成了“清党”反共的政治共识。冯转而劝武汉“息争”，并与蒋联名通电，使武汉东征讨蒋的计划暂时搁浅。
金钱似乎为蒋介石买来了喘息之机，但这喘息转瞬即逝。
然而，当汪精卫在7月“清党”后，冯玉祥又公开支持武汉。7月28 日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“焕章（指冯玉祥）通电承认武汉为中央，是其失体统也。军人岂能执持两端乎。”冯玉祥见武汉已“清党”且内斗不止，为自身利益，表面通电拥戴武汉中央以施加压力，实则骑墙观望，此举加剧了蒋的孤立。
外部的政治绞绳收紧之时，军事上的失败给予了蒋介石最直接的一击。
1927年7月中下旬，被北伐军击溃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在张宗昌的支援下，在津浦线上发起反攻。7月24日，攻陷徐州。7月25日，蒋介石赶赴前线亲自坐镇督饰，力图收复。不料旬日之间，一败涂地，8月6日，蒋介石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，以“作战不力”的罪名，迅即处决了前线将领、第十军军长王天培。随后孙军强渡长江开始反攻，26日攻占军事重镇龙潭，兵锋直指南京。
战报传来，局势危急，但前线蒋系部队的抵抗却混乱乏力，最后稳住阵脚并最终在血战中扭转局面的，反而是李宗仁、白崇禧的桂系第七军。
历时五日的龙潭战役虽以惨胜告终，蒋将作战不力的王天培推出来当替罪羊，但其政治影响极为深远：它向国民党全党昭示，靠军事起家的蒋介石并非常胜将军，将总司令的军事威信，随着龙潭的炮火而严重崩裂。
宁汉分裂期间，对蒋介石已经心存芥蒂的李宗仁发表了这样的通电：“宁、汉应捐除成见，恢复合作，不宜以个人地位牺牲党国大计。”明眼人都看出来了，李宗仁此举是在暗示蒋介石下台。
据传7月底一天，蒋介石故作姿态说出要休息的话，白崇禧直接回复：“总司令休息一下也好。”李宗仁则淡然附和，请总司令“自决出处”。
孙传芳算是外部的敌人，李宗仁、白崇禧的却是蒋介石的政治对手，赤裸裸的逼宫的仇，算是种下了。
而最刺痛蒋介石的，或许是嫡系第一军主帅何应钦的暧昧。在桂系逼宫时，何应钦未发一言支持蒋；在处置蒋为安置黄埔学生而建立的几个补充团时，何应钦竟然和李宗仁、白崇禧穿一条裤子。
作为孙中山的妻弟、国民政府财政部长，宋子文是连接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的核心桥梁。
宁汉分裂期间，身为常务委员的宋子文坚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，拒绝为南京方面输血。蒋介石的南京政府，实际上失去了合法募集公债、征调税收的主渠道。军队饷银捉襟见肘，军事行动难以为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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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年8月13日，在政治孤立、盟友背叛、军事失利、财政枯竭的窘迫境地下，蒋介石发表《告中央各执监委员书》，宣布下野，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，悄然离开南京，这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下野。
1927年8月14日，蒋介石悄然返回浙江奉化溪口。表面上是寄情山水、修缮母墓，实际却是蛰伏、复盘与布局。正如谋士张静江等人向他剖析的：此番挫败，根源在于“有军无党，有枪无财”。蒋介石以黄埔起家，手握重兵，却始终被党内视为“军事的，而非政治的人物”。更为致命的是，财政命脉掌握在支持武汉的宋子文手中，导致南京方面“军费不能不要”。这是其权力结构的两大先天缺陷。
为了扭转困局，蒋介石敏锐地将目光投向两处：一是与宋氏家族的联姻，二是寻求国际支持。
1927年9月28，他东渡日本，此行核心目的之一，就是在神户有马温泉拜会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，并获得对其婚事的应允。这场婚姻的政治意义远超个人情感，它将蒋介石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金融网络和亲美英的渠道紧密捆绑。此前对他颇为掣肘的宋子文，身份转变为妻兄与核心幕僚，彻底转向支持蒋介石，并成功地将江浙财阀纳入蒋的阵营。
在日本期间，蒋介石广泛会见首相田中义一等政军界要员，进行“考察”。尽管日本态度暧昧，但此行传递了寻求谅解的信号，暂时稳住了来自东方的潜在威胁，为日后专心应对国内乱局创造了条件。。
宁汉合流后，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迅速白热化。南京的桂系与武汉的汪精卫在“合作”的幌子下相互倾轧，西山会议派等元老也趁机搅局，争夺十分激烈，然而无论哪一派都不能控制政局。
所谓的“中央特别委员会”形同虚设，军事上，北伐陷入停滞；政治上，政令不出都门，军政要员们开始期盼一个“强有力的中心”。
1927年11月，瞅准时机的蒋介石结束考察返回上海。此时的他已焕然一新：身后站着宋氏家族的财力与国际背景，党内各派在争斗中筋疲力尽。
1927年12月1日，他与宋美龄举行的盛大婚礼，与其说是婚典，不如是一场“王者归来”的政治宣言，象征着他已获得国内外权势力量的认可。
在各方一致吁请下，1928年1月4日，蒋介石正式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。1828年2月，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，蒋介石攫取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大要职。至10月，再兼任国民政府主席。短短数月，党、政、军最高权柄尽收囊中，其权威远超下野之前。
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，实则是政治生涯中一次以退为进、化危机为转机的经典操作。他巧妙地利用暂时离开权力中心的间隙，精准地修复了自身权力的结构性缺陷：以婚姻捆绑财力，以外交换取空间，以旁观者的清醒等待对手的内耗。
1929年3-6月，蒋桂战争，蒋胜。1929年5月、10-11月，两次蒋冯战争，蒋胜；1929年12月，讨伐唐生智、石友三，蒋胜。
至1929年底，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已从东南的“苏、皖、赣、浙、闽、沪”五省一市，扩张至囊括“鲁、豫、鄂、湘、粤”的十省一市。无论军力、财力上还是地盘上，蒋介石都已对其他任何单一势力集团形成了压倒性优势。
1930年2月10日，孤注一掷的阎锡山打出“礼让为国”的旗号，致电蒋介石，要求二人同时下野出洋，以消除党内争斗，直截了当地要求蒋介石下野，可谓是押上了全部身家。
然而，此时的蒋介石早已不是1927年8月时的他，在军事、政治、经济和地缘四根坚实的支柱之上。
1.精锐的中央军体系，这是蒋介石最核心的力量，由黄埔学生顾祝同、陈继承、蒋鼎文、陈诚、卫立煌等率领，这些部队装备精良，指挥统一，对蒋个人效忠，刚打赢蒋桂、蒋冯战争不久，中央军气势正盛。。
2.无与伦比的中央名分与财力。蒋介石占据南京中央政府的名分，可以调度全国资源，背后由江浙财阀的鼎力支持，让他能游刃有余地实施“金元攻势”，反蒋联盟内部互信脆弱。
3.巧妙的外部布局。关外的张学良东北军，是当时最大的战略变量。蒋介石提早笼络张学良，张在4月时持观望态度内心却倾向南京，让蒋没有后顾之忧。
相较1927年8月，1930年春的蒋介石，已通过婚姻绑定财阀、外部运作获得国际认可、并以“中央”名分整合地方资源，完成了向“党、政、军、财”复合型权力的升级。
因此，当1930年2月阎锡山等人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时，蒋的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有些不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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